西进岚皋的点滴记忆

董先根

当时陕南大部分还没有解放，只有旬阳一部分、白河一部分、郧西解放，所以陕南行署、陕南区党委都设在郧阳。南下西进的干部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山西、山东老区调来的老干部；二是华北人民大学南下后又西进到郧阳（华北人民大学同陕南公学，干部短期培训机构）；三是陕南公学（学生主要是湖北、河南的一部分）。

陕南公学主要是给陕南培养解放后的干部，学生除了南下，还有一部分是参谋训练班到部队，还有一部分就是西进。我是陕南公学第2期，第1期4月份就从郧阳西进，我记得有童范伍、张静文、李鸿宾等人，学校迁到汉中后办的第3期，后来就停办了。4月份我还在湖北竹山县政府，刘华是县长，我跟他一块到郧阳开会，当时要开展“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组织上让他留下来做这个工作。他看自己回不去了，就说：“我不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了，我给你写封信，你到陕南公学去学习。”5月份我就到陕南公学，我去的那天正在开五一庆祝会，学习到9月初，学校要求抽一部分人南下，组成南下大队长江支队，大概三四百人，要求年龄20开外，我才十几岁中学才毕业，大家都是自己主动报名，所以我就留在陕南公学继续学习。在送走南下的同学后，学校开始动员西进。陕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来校作动员报告，提出“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打到汉中去，活捉胡宗南”，陕南行署主任时逸之做新区政策报告。在学校我们学习课程主要有：一是为了树立学员正确的世界观，由陕南日报出版的教材《社会发展史》；二是腐败的蒋家王朝；三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如何起家；四是时事政治（八月大家关注全国政协会，九月以后主要学如何接管敌伪政权以及新区政策），学校主要采取集中听报告、分组讨论，每段每人都要写出心得体会的方式开展教学。

陕南公学第二期学员配发教材《社会发展简史》

那时大家对西进有些不愿意，不少人对陕西知之甚少。听人说陕南山大山多，天气也很冷，有的县政府“大堂”都“挂”在山上。因此出现“二话”：“愿意向东走一圈，不愿意向西走一砖”。因为向东南不出百里，就是江汉大平原，向东北就是中原大地，也有秦岭、巴山余脉，但都是看山不走山。为消除顾虑，动员大家西进，学校编了一首歌，《陕南是个啥地方》，“陕南是两山夹一川，锦绣河山，出产茶叶、木耳、生漆，遍地有黄金”，安康过去叫金州。1949年开国大典以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出发，开国大典那天学校还给学生加餐，发了一个月工资40万元，40万元相当于现在4元钱，在郧阳40万元能买一二十个烧饼，在安康来以后，1个烧饼就要40万元。我们西进大概一、两百人，是“十一”之后两三天出发，从郧阳到安康大概走了一个多月。白河以下是沿老白公路走，白河以上沿汉白路走，我们西进路上一路欢笑，一路歌声，一直到平利以后才听到枪声，平利以前没听到过。白河以下，每天走30余里，公路沿线村庄人户密集，人到哪都能找到住处，白河以上就不行，每天都要赶路，我们第一天走到高庄，50里路，不赶路不行，人多没地方住，第二天到卡子，然后翻山到竹溪。平利当时部队多，工作人员也多，没地方住，就在竹溪停留十几天到平利，等安康解放继续往上走。到平利后把我们分到安康地区，一部分人到汉中，我们中队长姓孙，原来在平利当过县长，最后在地区当粮食局局长。到平利又停了十几天，我就是在平利入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说我行军表现还好，回家按时归队，同意我入团。部队第二次攻打安康，开了一次阅兵会，阅兵第二天部队出发，我们第三天到女娲山，部队第三天到老县，我们第四天到老县，部队头天解放安康，我们第二天进的城，头天我们歇在黄洋河大桥附近，住在路上。进城后住在老安康中学（现在的永红中学，汉滨区政府对面），住了一天，第二天行署开会把我们14个人分到岚皋。从安康到岚皋走了4天，独立营护送我们，当时营长叫胡思宇，是老红军。路上看到山又高又大，我们情绪有点低落，第一天歇在吉河，第二天歇在渡坝渡口，第三天歇在佐龙，第四天才到岚皋，我记得走到岚皋观音碥，生怕山上的石头掉下来，我们一股脑往上面看，当时还有一些年老的带我们一路，山东的吕新福、侯方志，这些人带我们进入岚皋。第一批到岚皋的，把岚皋打开以后，部队要去解放紫阳，当时土匪多，县政府在岚皋待不住，县长带了十几个人跟着部队到紫阳。我们到岚皋的时候，县长还没回来，等了2天县长李波香带着一二十个人才从紫阳返回岚皋。我们去的有十几个人，加上县政府的一共三十几个人开了个会，组成岚皋县工作队，到大道河、民主乡这些地方做接收工作。那个时候土匪多是多，我们还不觉得害怕，因为土匪没有摸清解放军的底子，我们也没有完全摸清土匪的底子，只是号召他们来投诚、交枪、登记，国民党党员登记、保长、甲长登记，在乡里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我们在大道河开展了一段时间，年底回岚皋县。第二年就不一样了，第二年土匪猖獗，紫阳发生“毛坝关事件”（即“瓦庙暴动”），匪特把区政府打了。当时岚皋七步乡（洄水湾对面的乡），还没有人去做工作，跟我们一起西进的有个同志叫芦化远，住在那保长屋里，让土匪拉出去打死了，身上被打了六、七十枪，那不是为了打死他，那是土匪为了泄恨，芦化远身上枪眼都满了，这一下我们才紧张起来。

1950年7月，我记得核桃都成熟了，在那专门成立了剿匪区（也叫七区：包含天河、天星、太山、七步、堰门乡），我是从团县委分到这个区，当时配的都有枪、手榴弹，一名干部下乡都会安排两名武干队员护送，这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当时工作主要负责反霸减租、剿匪、土改，剿匪主力是部队，我们协助部队登记、交枪、发动群众，成立乡政府，接管这些事情。当时新成立一个乡，我们就在当地找好苗子把他培养起来，让其接管任命乡长。在大道河对面有个狮子沟，有个人叫李义和，最后他就当了大道河乡长。反霸减租有部队保护，出门最少是3个人一块儿，我在堰门乡，部队有一个排驻在堰门，不然镇不住，光我们去还不行。那时区上也有部队叫区干队，县上叫独立营，这都是地方武装，行署叫独立师，能到正规部队的，那叫升级，大家都喜欢，抗美援朝开始，这些部队又到了朝鲜。土改时大致已经安定了，乡政权建立了，反霸减租镇压反革命以后，该枪毙的枪毙，该关的关了，地方上安宁多了。

  我们西进路上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很苦，吃的是糊豆玉米糁熬制的粥，基本上没菜，衣裳就是穿到身上虱子长满了，我记得晚上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点的蜡，把衣服脱了，放在蜡苗子上烤，烤的噼里啪啦的，身上长的都是疥疮。你想么，白天走路出汗，晚上也没有地方洗澡，没有条件洗，男女都一样，一个多月，也没有衣裳换。那时候实行供给制，每年发一套外衣、一件衬衣，三年发一件袄子、棉裤，一年发一条毛巾，两个月发一条肥皂，穿的都在身上，吃的都在肚子里，那时候大家都只顾工作，也没感觉特别困难，人人都一样，没有别的想法。1951年实行大包干，条件稍微改善，开始实行评级，按级给钱，我是行政22级，每月发23万5千元，相当于现在23.5元。1953年我调回团县委，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宣传部长陈炳全、团县委书记胡海秀、组织部长马安义，文书何耀先。1953年县上开始实行薪金制，1954年区上才实行薪金制，我是21级，工资57万元，1954年人民币实行“元”。

我们参加工作和现在比不得，当时背包一背就是“家”，晚上找个板凳一睡就是床，我在岚皋4年只看过一场电影，在岚皋学校的操场，看的《白毛女》，其他文化娱乐电视啥都没有，也没有休息日，没有星期天，我们也没有那个想法。现在条件太好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幸福生活都来源于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党。因为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没有自己的私利。即使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也会通过自我革命，予以彻底根除。爱党就是要立足本职工作，以优异的成绩，为强国、复兴做贡献。

董先根，男，湖北竹山人，1934年1月出生，1949年5月入陕南公学，1949年11月西进岚皋，1950年3月岚皋县团委干事，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5月任白河县团县委书记，1963年任构扒区办公室主任，1964年任茅坪区委副书记，1972年任白河茅坪区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1974年任县革委办公室主任，1979年2月至1981年3月白河县农村工作部部长；1983年7月至1984年2月、1986年4月至1987年5月白河县政协主席；1984年12月至1987年10月白河县书记，1990年任安康政协联络组副组长。1995年1月安康地区政协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