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二)

陕南游击纵队以红军为榜样进行游击活动,他们和红七十四师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围剿”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动用了20多个团的兵力,妄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特别是1936年春红七十四师转战到留坝、凤县一带后,游击纵队顿感势单力孤,加之敌人加紧“围剿”,战斗十分频繁,又无后方接应,粮食、弹药、医药等物资匮乏,处境艰难,有人动摇、叛变。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保存实力,何振亚等针对敌“改剿为招”的阴谋,采取“缓兵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两次“收编”。

第一次是镇安受编。1936年2月下旬,游击纵队在宁陕县古山墩袭击庞炳勋的二三○团一部,俘虏二人,优待释放。以此为契机,3月上旬,二三○团团长朱家麟和镇安县县长苏光璧派副官常占彪、区团总马洛斋到镇安县穆王坪,与游击纵队谈判收编问题。何振亚与各队长研究,决定采用政治策略与敌周旋,提出“撤走包围部队,提供给养”等条件,派杨子珍为代表,赴镇安县与朱家麟、苏光璧谈判。经庞炳勤批准,镇安当局接受游击纵队条件,给游击纵队以“商州专署特务大队”名义,一人一枪,在镇安县栗扎坪改编。二三○团所部撤退后,游击纵队移驻栗扎坪一带,名为改编,实为休整。十多天后,敌驻队代表逃跑,此次受编即告结束。

第二次是安康受编。3月下旬,队伍刚从栗扎坪撤回龙王沟,安康专员兼保安司令魏席儒指令汉阴县县长张一之,派汉阴士绅陈继侯(原沈玺亭团团副)、张伯成(何振亚少年时的老师,原沈至亭团连长)前来游说。何振亚与各队长商议,决定再施“缓兵计”,利用合法身份到各县开展策反工作,发展革命势力。

陕南游击纵队接受改编后,同安康专署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魏席儒想尽一切办法压缩和消耗陕南游击纵队力量,对游击纵队限编二百人左右,强行派两名副官驻队监视,软禁何振亚之母做人质,以轮训的名义将骨干成员调离企图分化收买,更可恶的是捕杀李伯亭、文考亭、祝敏济等革命志士。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陕南游击纵队灵活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在双河口将编余人员组建游击队和地下工作人员,到各县分散活动,互相策应;审查受训归来人员,清除叛变分子,并在各地设立秘密联络站,掌握敌人动向;公开揭露安康专署杀害李伯亭等革命志士的阴谋和罪行,迫使魏席儒承认“此为部下所为”;以缺乏弹药为由拒行“剿匪”,屯兵东镇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其间,原警二旅四团六连,组织起义失败的徐海山带10余人入伍,并于李伯亭遇难之后继任副大队长。

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敌企图以招抚瓦解这支部队的阴谋,从而保持了部队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并在重重重压下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为后来再次起义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