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称1978年为改革元年。然而，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是一个更重要的年份。这年秋，毛泽东去世，紧接着粉碎“四人帮”，从而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持续十年、欲罢不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从1977年开始，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重要举措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在1978年最初酝酿改革开放问题时，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发生，华国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依照当时面临的情势，无论谁掌舵都需要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启动改革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推力。如果没有大批人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要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历史反思■

中国改革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因为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笔者要说的是，改革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但改革的因子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伏下了。

■ 思想的觉醒与解放

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权争，“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1971年“九一三”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它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976年清明节前后，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它是一次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背后却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正是全程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

不只是年轻人，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也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改造“旧政府”，但治理国家别无选择，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操办，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些人。林彪事件后，更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然而，这批人不可能如毛泽东所愿接受“文化大革命”路线，来正确对待自己的不幸遭遇。毛泽东很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化大革命”聚集了否定其自身的力量。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在当时形势允许的限度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扭转颓势的一次努力。“文化大革命”也造成一种机会，各级领导人更加接近底层，直面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或许有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解放。这一道理如同1961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地领导人下乡目睹农村的惨状，推动了当年的政策调整一样。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从摆脱“文化大革命”噩梦这一点看，多数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为改革准备了干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伤人太多，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都伤害了。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邓小平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他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许多重大禁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也改变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

■ 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7年和1978年经济领域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一讨论的开展。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即林子力、有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有些经济学家的思考，已涉及整个计划体制。例如，薛暮桥1978年4月给邓小平、李先念写信，就提出研究计划管理体制问题。6月，他还通过对江苏和北京的调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现在管理体制根本缺点是，不管是条条管，还是块块管，都是按行政系统管，既割断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割断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典型弊端是：两个企业能商量解决的问题必须层层上报，由上级领导机关协商解决；一天能办成的事，往往要拖上几个月。他举例说：常州东风印染厂的灯芯绒是国际市场的畅销品，为增加生产，需要多进口染料，而因为没有外汇，需要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银行完全同意，但必须层层上报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打了十几个图章才办完手续，而增加染料进口又要外贸部批准，又得层层上报打了八个图章。办完两项手续，共花了八个月时间，如果准许该厂直接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直接在香港自己购买染料，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他还看到：江苏国营企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方五小工业，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又不如社队工业。因为地方工业留利比例（60%）超过国营企业（利润全部上缴），而社队工业的留利比例（80%）又超过地方工业。因此，他认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拨乱反正不只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向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正如于光远所说：“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但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全面平反历史冤假错案，解决各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推动的。

■改革的经济动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困局。1977年2月12日，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透露：几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1974、1976两年停滞不前，1976年只增长0.6%，钢产量倒退5年，不少重点工程形不成生产能力，财政连续3年出现赤字，1976年财政收入只有750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据估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正式报告中首次出现“崩溃边缘”的说法。

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的判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总体上是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改革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中国问题学者哈里·哈丁说，“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萧条与饥荒，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在1952年至1975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超过了其他亚洲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毛以后的改革不应被视作是当时中国状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鲍大可、莫里斯·迈斯纳等。国内学者陈东林也不同意“崩溃边缘”的说法。他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是发展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尽管不少人对这样的统计数据存有疑问，笔者仍愿相信“文化大革命”后公布的数据大体准确，“崩溃边缘”的说法太过政治化了。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陷入严重经济困局的事实。这一事实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据有关资料，至少2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态。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例如，在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队在40元以下。这也意味着，在安徽省4000万农村人口中，有3500万以上的人是吃不饱肚子的。

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1978年前后，北京和各地出现持续不断的上访和闹事风潮，其诉求除了政治平反，就是各类民生问题。例如，在住房问题上，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根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有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成年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有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这一时期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自5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政治上的松动释放出巨大的民生压力，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这条路很难继续走下去。国营企业效益日趋下降，同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困难。从财政角度看，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营企业发展的老模式也已经到了它的极限。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 农业发展滞后是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的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农业上不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会议纪要指出：农业存在速度慢、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粮食增长率、人均占有粮食20年没有增长。有些多年来的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如四川省1976年就调进粮食20亿斤，棉花产量徘徊了11年，油料产量还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从1973年以来没有增长。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中央的总体思路仍然是把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作为摆脱中国农业发展困境的出路。

所谓“普及大寨县”，除了“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外，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继续提出1980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达到70％”。1978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仍然提出“决战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这明显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头指标。二是继续以“大会战”的形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梯田，造平原，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拦河打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提出：全国耕地要从占国土面积的10％增加到20％至30％，要求各县、社都要搞大会战、大协作，打人民战争。三是采取实际步骤向生产大队所有制过渡。陈永贵曾向毛泽东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且取消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计酬办法，实行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鉴于“大跃进”的严重教训，1975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审看陈永贵的建议后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批给邓小平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因多数省份不赞成，未形成一致意见。然而，到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却要求在全国已有7.7%的生产大队核算的基础上，选择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到大队核算。随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阵“穷过渡”风。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过渡的大队已达到20％，北京郊区达到50%，陕西有的县达到70%。

■“农业学大寨”运动式微

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事实上已走入末路。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

据薛暮桥回忆，他在1977年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变政策，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与农民有更多接触的地方负责人心里更加明白，这套办法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

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还走进了许多农户的家里。万里回忆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随行人员回忆说，万里看到农民的贫困状况后“泪流满面”。

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省委六条”的核心是在政策上为生产队和农民“松绑”、减负，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这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寨“大批促大干”那一套做法。“省委六条”虽然引起一些人，特别是陈永贵的强烈不满，但舆论倾向正在发生变化。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写了“内参”和通讯宣传“省委六条”。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长篇报道并加按语和评论，肯定和赞扬安徽的做法。

邓小平也支持地方率先清理政策。1978年l月，邓小平在同四川省委书记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说：“我还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1978年2月，四川省委也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其内容与安徽类似，尤其强调扩大农民自留地和发展多种经营。安徽、四川两省的文件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当然，从总体上说，它们均未超出60年代初调整时期的农村政策，但是在两省执行后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取得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

到1978年，中央政策开始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代替。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7月19日，又转发了陕西旬邑解决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问题的报告，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调用民工过度以及干部强迫命令等普遍性问题。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会前按照传统思路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在会上被推翻，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另起炉灶搞了一份关于农业的决定草案。草案批评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

“农业学大寨”运动式微，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少数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也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即将展开的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这种现象也说明，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