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及启示

 

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到全面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到步入小康，在经济运行方式、政治路线方针和生产技术形态等层面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毅力和决心。因此，传承和弘扬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等伟大精神，探索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曲折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把探索民族的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探索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始终没有寻求到一条真正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正确道路。

第一，1949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王明等人错误估计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的新特点和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或者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阶段的划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横亘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1]的中国现代化的运行模式，或者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通过占领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背离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旋律，而使中国的革命付出了沉重代价。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现代化奠定基础，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这不仅体现了党的双重使命，而且也探寻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之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了前提准备，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二，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开始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主体。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解释为“我们的总目标”，解释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涵。[3]经过几年的努力，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这个数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并保持生产继续增长的情况下，比较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开始“由阶级斗争向自然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的新探索。1956年是这一探索的良好开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先后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提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建设中强调“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标志着中共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取得初步成果。

（三）从1957年到1978年，党开始对中国现代化艰辛探索的历程

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没能沿着自己已经开辟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在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高速度，结果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特别是1966到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它不仅没有带来生产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极大破坏，导致现代化建设一度停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政治上固守“两个凡是”，经济上求成过急，刚刚恢复的国民经济又一次出现严重失调的困难局面。但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加快“四化”建设并将其提到政治高度，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这就为中共全体一致接受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工作中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可能性，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基础。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贡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踏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征程。

第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5]它将“现代化”与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构成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初理论体系，为“现代化”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奠定了基础，表明中国现代化的范畴由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向着中国社会整体的全面的现代化转变，从而将现代化目标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6]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79年1月18日—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及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7]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构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确立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关键点，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第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思想引导。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从1956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多年，由于教条化地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始终走不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误区，现代化事业受到很大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从而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9]，为我们结束苏联模式束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转变打下坚实思想基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先导，中国现代化道路便越来越清晰，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0]这个认识基点上，从国情出发将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突破了过去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旧观念，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篇章。

第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合适的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在我们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我们学习的是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这种以政治导向、行政力量、计划权威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体制对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初期集中人力、物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使工业化在一段时间里高速运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它弊大于利，压抑了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压制了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后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提出必须“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方式”，“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1]。由此逐步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包产到户、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进行突破和改革，极大改善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同时，党中央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把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等任务，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为现代化大业构建出稳定有序的运行保障体制，大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第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在这种大趋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70年代以前，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和我们自身主观思想认识的局限，使我国多方面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立足对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位置的重新估计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全会强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12]。会后，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得以丰富和繁荣，市场因素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正是通过对外开放，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和经验，迅速追赶先进的工业国和适应现代化的世界环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直焕发着勃勃生机。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40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唯一正确的出路，其提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决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功，总结和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巨大影响，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启示一：要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领导权。塞缪尔.亨廷顿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秩序时发现：“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3]他认为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毁于一旦，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执政的共产党思想不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丧失了对现代化的领导权。相反，中国共产党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拨乱反正，胜利捍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能牢牢把握党对现代化的领导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党对现代化的组织领导，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发挥好党对现代化的组织领导作用。

启示二：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不断变化的国情。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即国情出发，过去错误的一个重要认知根源，就是对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4]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超过了新中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从计划走向市场，从贫困走向小康，从短缺走向充裕，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终点，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态环境保护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仍要在对国情不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

启示三：要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无不受着实践条件的制约，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战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逐渐深化、实现更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能够总结以往好的经验、好的思想，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又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以往所犯错误，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5]十一届三中会正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继承前人探索正确思想的基础上，又突破常规，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在各方面实现了飞跃。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水平越高新老问题和矛盾就越是交织叠加，就越呼唤改革开放往纵深发展，比如依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生态环境问题凸出，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要以“两个伟大革命论”为指引，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

启示四：要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6]的发展思路，是探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思想源头。先富共富论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趋势，这也同我国后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战略相适应。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突出共建共治共享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性安排，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切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执笔人：张宗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