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

 

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安康专区（后改为安康地区，现为安康市）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就有安康、汉阴、白河、紫阳等县动员知青下乡。从那时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区动员了二、三百人下乡。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动员城镇知青下乡的工作一度中断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安康专区在城镇的中学毕业生共积集七、八千人，这么多中学生呆在城市，无学可升，无业可就，对他们如何安置，成了当时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时，毛主席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为解决这一问题指出了方向。1968年9月2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转发西安市革委会《关于动员、组织中学毕业生下乡上山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和《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的请示报告》，并要求全省各县（市）参照执行。由此，安康专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工作。从宣传动员开始到运动结束，前后历时长达二十年之久。

一、安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始阶段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区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同年省、地革命委员会也就关于知青下乡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做了通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地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和规定，提高了对做好这一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加强了领导，狠抓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

1968年11月11日 ，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组财贸办公室、毕业生工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安置城市下乡青年经费开支管理办法的通知》（陕安专革生财（68）012号、毕字（68）002号），对下乡安置知青作了规定：明确了知青经费开支标准、使用范围及管理办法，并随后向各县分配了安置经费。单身插队247.5元，成户插队170元，回乡50元。安置费发放到社队，由“三结合”财务管理小组掌握使用，并于1969年7月通知各级革委会对安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这一时期，以精简、动员干部、职工回乡支农为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没有形成规模和主流，全区对知青的接收安置、教育、培养使用、生活自给等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基层党组织和贫下中农。

2、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下乡知青在农村接受锻炼，采取以正面教育为主，由老贫农担任三管人员（即一人管政治、一人管生活、一人管教生产技术）。运动起初阶段，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语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党章《总纲》等内容的学习。所有知识青年都是《毛泽东语录》不离身，许多地方、很多知识青年都是天天读、月月学、年年讲。通过常年累月的学习，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能够熟练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老三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还与开展批判刘少奇以及“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劳动惩罚论”等运动相结合。

3、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和生活管理

在生产管理上，生产队指定思想好、生产经验丰富的贫下中农带领知青，传授技术，下乡知识青年广泛参加了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学大寨运动中与广大贫下中农并肩战斗，1970年后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投入紧张的三线建设，成为安康地区农村和三线中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新生力量。在生活管理上，生产队建立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的三结合财经小组，一方面教育知青勤俭持家，计划用粮，过好日子；另一方面要指定一名做饭技术好，又会调剂生活的贫下中农妇女，帮助知青做饭，直到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截止一九七三年五月底，安康地区先后有7515人城镇知识青年到村插队落户，他们在农村的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5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873人加入了共青团，500余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700余人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拖拉机手、赤脚医生、教师、会计等职务。同时有4858人被推荐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其中招工4279人，升学437人，参军142人。但是由于少数社、队认为知青在农村不会长久，放松对下乡知识青年的领导管理，没有把“三结合’落到实处,工作上流于形式，挪用安置经费的情况时有发生；口粮偏低，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不是按“当地单力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执行，而是按下乡青年的实际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如平利县太平公社高桥大队堰沟生产队七一级下乡青年7人，七二年共做668个劳动日，平均每人分得269斤毛粮；对知青在生产、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解决，知青居住困难，据文件要求的两名知青一间房的要求有很大差距，白河县卡子公社和平七队一个高度近视的女知识青年长期住在破牛棚的楼上，既不避风雨又不安全；很多知识青年小组缺乏锄头、镰刀、床板、水桶等生产生活用具，旬阳县庙岭公社两岔河大队知识青年小组连锅盖都没有，一个脸盆洗脸、洗脚、盖锅三个用途；不落实同工同酬政策，一些地方压低下乡青年劳动工分，如一个社员与一个下乡青年同杠抬石头，社员十分，下乡知识青年七分。这些问题导致知青偷跑回城、分组分灶现象时有发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常态化

这一阶段知青工作的特点主要是：成立专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管理机构；推广株洲经验，实行“厂社挂钩”的安置办法；重视知识青年实际问题的解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结束，“再教育”工作政治色彩更加浓厚。

1973年，中央以（73）21号文件转发了给毛泽东上书及反映知青情况的福建省莆田县上村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的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8月，中共中央以（73）30号文件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就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婚姻、成份、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批示，为后来知青政策调整定下基调。

1、健全了管理机构

安康各地传达贯彻21号文件，还对照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精神，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各县在安置、教育、使用下乡知识青年方面普遍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管理机构不健全、同工不同酬、口粮偏低等问题，各地党组织、革委会进一步进行了调查研究，采取措施，普遍进行了整顿，充实或重建了“三结合”再教育领导小组、落实了“三管人员”。同时，对下乡青年生产生活上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进行了认真解决，不少地方提高了下乡青年的口粮标准，安康县七个区基本上做到了县革委会规定的下乡青年分配口粮每人每月不低于四十斤贸易粮；部分社、队根据一些下乡青年的体力状况、农活熟练程度等情况，适当调高了劳动底分；有的社队动工给青年盖房，对下乡青年居住的破漏房屋进行了修缮。

    1974年3月中共安康地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直接归地委领导。地区机构成立前后，各县相应成立了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些学校、工厂也组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有知识青年的社队也都成立了“三结合”再教育小组，并落实了“三管人员”（政治辅导员、生产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在成立机构同时，地委选派31名机关干部深入到知识青年较多的公社，指导和协助当地开展知识青年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1974年加强了领导，狠抓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春节前后，动员了306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占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5120人，相当于1968年以来5年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一半以上。

2、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

通过大办学习班，树立先进典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不断提高知识青年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迅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总结起来就是做好三个字，那就是办、推、树。办，就是大力办好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专区办、县上办、大队、生产队办，组织知识青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选贫下中农作教员，向贫下中农学习。下乡青年一进门，贫下中农就帮助他们认人、认门、认阶级，给知识青年讲家史、村史、社史，忆苦思甜，激发知识青年的无产阶级感情。推，就是把知青推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让他们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经受考验。树，就是树典型、树榜样，使知识青年有努力的方向。一方面教育贫下中农言传身教，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政治上爱护他们，带好管好知青。另一方面，要在知识青年中选苗子，培养典型。做到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好事人人做，模范人人夸，先进人人学。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持续深入，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阶级色彩愈加浓厚，各学校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普遍建立培训班，请老贫农、老工人和前一阶段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作报告，组织学生去农村做社会调查。结合“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组织反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判“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变相劳改”等言论，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各地都试图通过批判运动的开展，加强知识青年阶级教育，达到热爱劳动、重视农民的政治效果和现实效果。知识青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通过批判发言会、办大批判专栏、黑板报、图片展览、举行小型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积极投入到各类的政治活动之中。各地还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有的地方请老贫农讲忆苦思甜，请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讲革命斗争史；有的地方组织下乡青年调查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和村史；有的地方组织参观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用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教育下乡青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对知识青年的政治教育主要围绕怀念毛主席，揭露、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和热情歌颂华国锋而展开，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文章和指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华国锋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上对知识青年作出的最新指示等。全区组织下乡知识青年建立县、社、队三级教育网，大队坚持每月三天的学习制度，公社每年办两次学习班，把每个知青轮训学习两次；县上要集中轮训一次小组长以上的知青骨干。

3、 推广“株洲经验”

1975年学习株洲模式实行厂社挂钩，按系统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各县开始在一部分条件好的社队农、林、茶场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到1980年，全区共建立社队知青农、林、茶场120多个，先后安置了5000多名知青。其中安康县晏坝公社茶场，20多名知青和社员一道，在荒山上开垦了茶园450多亩，还办起了养猪场，做到肉、菜、油自给有余；松坝四新农场有知青26名，几年来改造荒山800多亩，植树造林400多亩，还种天麻、科学务耳，几年来收粮食5万余斤，集体积累12000多元；旬阳县长沙公社鲁安知青林场种植油橄榄300多亩，6名知青都学会了扦插管理技术。实践证明把知识青年集中到社、队农林茶场，有利于知青学习、劳动和进行管理教育，同时建房资金可以集中使用，生活有利稳定，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

4、纠正石泉知青到水电站当民工的错误做法

1976年6月，国务院调查组来安康地区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传达了毛泽东主席2月12日的重要指示，重点检查了石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上水电站当民工的问题的查处。石泉县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013名，除21名坚持农村外，其余992名先后在1974、1975年两年全部上水电站当了民工。这种连根拔的错误做法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造成严重后果，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是方向、路线错误。在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地委常委会对石泉发生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检查，并组织工作组帮助石泉县委和水电四局石泉分局党委，端正思想路线，认真纠正错误。于1976年6月25日前石泉县委常委的6名子女和县部局长子女共20多名已全部回到生产队；1976年7月底，除了招工、招生、参军走了44名以及因病残未下的6名外，县委动员参加电站建设的所有知青陆续重返农村。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9年年底，全区共动员了23600多名知青下乡，全区有360多人入了党、14300百多人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有960多人被选进了社、队领导班子，3000多人出席过省、地、县知青积代会，经过劳动锻炼，有20000多人被输送到各条战线。从1968年到1980年，国家财政共支付安康地区知青安置经费1100多万元，粮食部门给知青拨出补助粮1200多万斤，计划部门拨给知青建房木材4500多方，农村社队给知青建房4900余间。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知青安置的路子越走越窄。接收知青人数较多的社、队增加了农民负担；下乡时间长和体弱多病的知青，还有一些没有安置；对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案件有些处理不及时等。

三、扫尾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深入贯彻，为了使知青工作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1978底，中央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批准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74号文件）。 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作了相应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的范围。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以《通知》向全党转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的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小集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本地区本系统自行安排。” 安康地区也由原来的10个县动员下乡调整为安康1个县继续动员上山下乡，全区知青工作随之步入尾声。截止1979年底，全区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共有5687人（包括顶替水电二局民工1639人），其中有399人结婚成家，对这些知青生产生活的管理，回城安置、就业，财产的处理，经费的清理，机构的撤并，成了这个时期工作的主要任务。

1、知识青年安置工作

1979年地委召开四次常委会，三次各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三次县知青办会议，专门研究在乡知青问题，特别是知青的安置问题。1979年1月全区知青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县做出安置规划，安排门路：一是“五·七”干校；二是现在办的和有计划的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基地；三是县办和县城集体办厂矿企事业；四是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五是县办各种企、事业；六是经国家批准办各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七是火石岩水电站、库区移民基建和县办中小型水库、电站等工程。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如仅1978年全区就为知识青年印发了3万多册学习资料，不少社区给知青办起了夜校、文化补习班及各种专业训练班，为知青考学、招工打下了知识基础；对下乡超过5年的知青，因体检不合格的按病退批转回城；因超龄和已婚不符合招工条件，但身体较好的知青，尽可能安排到城镇集体单位就业；允许有技术特长的已婚知青回城从事个体劳动；凡是愿意一次性安置已婚老知青的单位，按一人300至500元给予接受单位补贴；对自愿在农村安置的已婚知青按一人一次性补贴300至500元，以后一律按社员对待等等方式，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81年9月底，全区在乡知青通过“两招一征”或回城就业、待业都得到了安置，其中已婚老知青399人、病残知青15人全部得到了一次性安置，全区农村没有下乡知识青年。

2、下乡知识青年居住房屋及相关财物的移交处理

十多年来，全区为知青建房近5000间，与公社、大队合建农、林、茶场及副业厂96个，支付建房和购置生产生活用具费六百五十多万元。随着在乡知青得到另行安置，这些知青房屋和“三具”（农、灶、家具）闲置，场（厂）等设施产权需要再明确。根据省财政厅和省知青办《关于处理知青房屋和物品的通知》，组织人力逐点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到1981年9月知青办结束办公，全区知青房屋除楼房外，已全部移交安置地区的组建社队，并办理了移交清册一式二份；“三具”基本变价处理完，收回现金72000多元都上交同级财政部门；知青农、林、茶或副业厂在在场（厂）知青得到安置后，逐渐成为社队独家经营；为知青所建的各种用房和生产设施，援助的大型农机具也都移交给了社队。

3、知青管理机构撤销

鉴于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绝大部分已作安置，知青财产、经费完成了清理移交，各县知青办基本结束了知青工作，工作人员百分之九十也作了另行分配，1981年10月6日地委收阅了地委知青办《关于就本知青办工作的报告》，确定撤销“中共安康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从1981年10月15日起停止对外办公，原地委知青办有关业务，由地区劳动局承接办理，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落下帷幕。

四、经验教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40多年了，虽然是我们党解决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运动，但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就经验而言：首先，在当时工业，城市服务业落后，就业形势尤为严峻的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解决了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缓解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城镇压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其二，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给农村带去了新的思想，传播了科技知识，改变了农村文化知识结构。很多大队以知青为主体组建了文艺宣传队，组织社员一起学文化、编排文艺节目；许多知青成为大队、生产队班子的骨干、学校代课的教学能手、农村赤脚医生等，可以说是把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推进了一大步。其三，知青们亲身体验了农村的生活，学会了劳动，知道了疾苦，磨练了意志，懂得了劳动的伟大，懂得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懂得了奋斗的意义，培养和锻炼了一代知识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的意志，许多知青走向社会，很快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其四，经历了农民的艰难和执著，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和善良，很多知识青年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利于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尽力把所涉及农村群众的事办好。同时，这场运动也造成了许多的负面影响：一是文化大革命，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就业问题当成搞政治运动，在政策上搞一刀切，在动员方式上偏重行政手段，群众意见比较大。一方面很多知青家长不是心甘情愿把孩子送到农村去，一方面许多知青是上学无望、工作无门，不得不“自愿”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的在教育。二是把青年推向地少人口多的农村，而相应的保障措施没有跟上，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很多问题；知青下乡后，就要由所在的生产队分给口粮也加重了农村各方面的负担，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少。三是财会制度不健全，不少社队采取“以拨代支”的作法，一度出现了账目不清，手续混乱，不少资金被挪用和贪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安置工作。四是知青都是年轻人，多数是未成年孩子（未满18岁），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也耽误了一代人学习知识、上学深造的机会。

总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是一场政治色彩强烈的群众运动，但是，它的正面效益远比负面影响大得多，它谱写了安康知青光辉的一页，既促进了全区农村、农业的发展，也改造了年轻人的思想意识，造就了一批年轻人，其意义是深远的，巨大的，对当下知识青年就业和人才培养依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执笔：赵文成）